来源|第一财经YiMagazine

接着上周的“2021中国失意大公司”，我们继续来看几家全球范围内的“失意大公司”。

本次挑选的标准依然围绕“2021”和“大公司”两个关键词展开，其中，有一些“意料之中”的公司没有入选。在反垄断、平台治理和隐私数据保护等大话题上，全球的主旋律与中国一致，但尚未对Google、苹果等真正意义上的“大公司”产生实质性的业绩影响，所以我们只是将其列入提名，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另几家确实闹心的公司。比如被拆分的通用电气，它的案例在这一年格外具有纪念和讨论意义。

对于国内的公司，以及与个体联系紧密的行业，大家的感知往往都会敏锐一些；但对于全球范围内的话题，除非你是国际新闻爱好者，或是自身工作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一些足够重要、深远的变化也往往容易被忽略。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在更大的视野上，起到一些“查漏补缺”的小作用。

最后，我们还简单讨论了正经历严重通货膨胀和债务压力影响的土耳其。这不是公司案例，但讨论“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也符合我们早前提到的一个思路——如果从经济学规律出发，去看治理国家时的一些操作，可能会发现这与治理一家复杂公司的差异并不大。

新的一年，依旧欢迎你的收听、支持与反馈。

通用电气

大家平时可能对通用电气感知不深。但鼎盛时期的通用电气真的是包罗万象，影响力深远，如果这家公司的产品凭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人类大概坚持不了24小时。

通用电气在2021年拆分后有3个主要业务：飞机发动机、医疗技术、能源行业设备，重要的电网设备商。通用电气发明了白炽灯，也一直是全球照明行业的龙头；它曾是重要的电话机生产商，还曾是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商，还投资过NBC电视网络。

用一句话概括：它是工业时代跨国公司的终极形态。

但就是这样一家公司，最近10来年一直在走下坡路，变卖各种业务，最终在2021年11月，宣布拆分成3个公司，分别是医疗、能源和飞机发动机，结束了综合性工业集团的时代。

从商业的角度看，通用电气一直都以管理闻名。这么多业务，这么多产品，这么多市场，都能置于一个公司旗下，对管理能力的要求极高。

通用电气传奇CEO杰克·韦尔奇退休的时候，是通用电气的巅峰期，当时它是世界500强第8位，营收1400亿美元，净利润141亿美元，光韦尔奇本人的退休费就有4亿多美元。但是在那之后，通用电气就逐渐走下坡路了，直至走向拆分。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得通用电气最大的一个利润奶牛，也是商业模式的核心——金融部门通用资本受到重创。

通用电气的利润曾经三分之一是由金融部门提供的，而这个部门的主要业务，就是借钱给通用电气的客户。通用电气卖的都是飞机发动机、医疗器械、大型装备这种很贵的东西，客户一口气买就会很吃力，所以通用就借钱给你来买我的东西，或者是把我的设备租赁给你，也就是所谓的融资租赁。

因为这些客户发展得不错，通用资本的信用评级就很高，它就能以很低的融资成本获得资金，所以就变成一个很有钱、很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有了钱之后，就能去做更多投资，越做越大，同时通用电气的产品也越卖越好。这也是通用电气能作为一个多元化大集团不断扩张的原因。

但是，金融危机让通用资本大受损失，融资成本上升，客户减少，再加上经济不景气，这个飞轮就转不起来了。通用电气只能逐渐抛售非核心的、或是没有领先优势的、或是利润不多的业务，比如它的老本行照明、家电，金融业务也因为监管要求而被迫和集团分离。

金融危机是通用电气衰落的直接原因，但其实如果从更大的视角上看，通用电气这样的多元化工业大公司的式微，也是个时代趋势。

2008年，《第一财经周刊》创刊第一年，我们就写过通用电气相关的报道，名字叫《鸟巢管家争夺战》。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个一亿多元的大单要招标——智能管理系统，这在当时还很新。竞争者包括通用电气、西门子、霍尼韦尔、江森自控，都是跨国工业大集团。

当时，这些工业大公司处于巅峰的尾声，在中国这样当时还在高速发展、快速城市化的市场里，很多重大的工业项目，只有它们能提供最先进的、最综合的产品和服务。鸟巢这样的标志性项目，在当时还属于这些公司势在必得的皇冠上的明珠，是用来彰显自己实力的。在那个鸟巢管家争夺战中，最后中标的是霍尼韦尔，它在2018年也拆分了。除此以外，2021年，东芝也拆分成3家公司。

如果仅从商业模式的角度看，这些大公司的时代确实过去了。随着数字化的深入，以Google为代表的硅谷巨头们既有很强的品牌号召力，又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还能有极高的利润率，同时能轻易地凭借既有优势扩展到更多领域。

工业集团是很难同时做到这些事情的，而它们原本的多元化价值也不大了，在各个领域都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同时大集团的管理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虽然它们的每个工业产品仍然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也非常重要、令人敬佩，但作为一个整体，通用电气确实过时了。

如果仅从商业模式的角度看，这些大公司的时代确实过去了。随着数字化的深入，以Google为代表的硅谷巨头们既有很强的品牌号召力，又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还能有极高的利润率，同时能轻易地凭借既有优势扩展到更多领域。

工业集团是很难同时做到这些事情的，而它们原本的多元化价值也不大了，在各个领域都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同时大集团的管理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虽然它们的每个工业产品仍然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也非常重要、令人敬佩，但作为一个整体，通用电气确实过时了。

阿迪达斯

2021年，阿迪达斯的业绩到底有多糟糕？我们就看两组最简单的指标。

一个是股价，2021年，阿迪达斯在欧洲股价跌了14%左右，而友商股价都在涨，耐克有20%、彪马有18%、Lululemon有12%，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

另一个是营收和利润。阿迪达斯2021年前三季度的营收，其实每一季度都比2020年同期有所上涨，涨幅比例是20%、52%和3%，但到第四季度，业绩展望已经直接预测营收会跌，而且公司的利润率也一直达不到分析师的预期。

中国市场对阿迪达斯的影响很明显。第一季度，因为新年促销的影响，阿迪达斯的开局非常好，营收涨了156%。但到了年中的两个季度，营收明显下降，公司能撑住全球营收增长的面子，主要靠的是中东之类的新兴市场弥补中国市场的损失。

另外，阿迪达斯大中华区的上一任负责人高嘉礼在2020年年底离职了，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10年。2021年，相当于是新帅上任之后立规矩的一年，很多业务方向和人事安排都在调整，又遇上了地缘政治的争议，确实是比较头疼。

2021年在亚洲，让阿迪达斯头疼的不只是中国市场，还有越南。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越南的很多代工厂都出现了短期停工，其中就包括常年接阿迪达斯和耐克订单的代工巨头宝成集团，因为它没法做到越南政府要求的“三就地”：就地吃饭、就地生产、就地生活。据媒体报道，苹果和三星的越南工厂就是靠勉强能让员工住在厂里这一点，才维持了生产。

阿迪达斯的一名公关总监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全球销售的100双阿迪达斯鞋中，有43双是越南生产的。那就相当于，越南工厂一停摆，阿迪达斯43%的运动鞋生意就可能要打水漂。

其实阿迪达斯在生产管理方面是一个很激进的公司。它早期把很多产能放在中国，在国内也有过自营的工厂，但因为要控制成本，就开始往东南亚转移。另一方面，它又在搞所谓的全自动工厂——Speed Factory，试图全部用机器来造鞋，花了很多钱，目前的效果却并不理想。

2021年，阿迪达斯还有一个一言难尽的事情，就是它在8月份终于把锐步卖掉了。锐步也是一个阿迪达斯尝试调整了几次的品牌，一直找不到手感。2006年买锐步的时候很贵，要38亿美元，现在转手卖出去，只能卖25亿美元，加上为锐步花的钱，阿迪达斯可谓“血亏”。

阿迪达斯对锐步有过几次方向调整：运动休闲风、女性市场、健身训练……都是已经被Lululemon和UA卡好位的方向，如果不是All In资源去做事，以锐步的品牌力，显然打不过这些特色品牌。再加上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线下店更是连门也开不了，阿迪达斯只能及时止损。

最后，阿迪达斯和耐克近期还有一个围绕技术专利的官司。2021年12月8日，耐克向俄勒冈州联邦法院提起了专利侵权诉讼，指控阿迪达斯侵犯了3项与耐克Flyknit鞋面技术相关的专利。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耐克直接开启了嘲讽模式，说：“与耐克不同，阿迪达斯放弃了自主创新。”

耐克说的这个Flyknit，就是用一根线织出整个鞋面、可以像袜子一样立体成型的技术。Flyknit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推出的，技术研发费用号称超过1亿美元。而阿迪达斯推出同类技术Primeknit，也是在2012年，但是比耐克晚5个月。之后，双方就一直围绕这个专利技术的归属争来争去。

其实如果是很像的两个东西，那么这个技术叫什么名字对于消费者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原本的品牌偏好，或者哪个品牌能拿出技术更领先、更适合自己的产品。所以，阿迪达斯和耐克的专利战，本质上还是在争夺消费者。只不过要是真输了的话，代价应该也会比较惨烈。

大众汽车

大众汽车的失意程度在整个榜单里其实不算什么，汽车业最主要的指标——新车销量，大众汽车前11个月，同比只下降了1.7%。但是，考虑到2020年的销量因为疫情影响已经少了百分之十几，那么这个表现就等于大众汽车在2021年没能恢复。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两个字：缺芯。

芯片供应严重短缺，导致大众汽车全年都不得不减少产能。汽车业缺芯，其实从2020年年末就开始了，而且行业预测在2022年还会持续，明显的改善要到2022年下半年——这还是在疫情没有特别大反复、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的预测。

大众汽车的处境可以作为汽车业的代表，它表明芯片危机已经开始改变汽车业管理供应链的方式。

从大的范畴说，汽车的零部件特别多，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个，车就没法造出来。随着汽车电动化、电子电气架构的改变以及软件比例的增加，汽车上的芯片也越来越多，原来传统汽车大概是五六百个，电动汽车可能达到1500个以上，这也意味着风险点变多了。

但如果放到整个芯片行业里，汽车业不算特别大的需求市场，而且很多人不愿意做。相比消费电子，它的量没有那么大，但是要求又特别多，尤其是安全性、可靠性、一致性上的要求。要给汽车公司供货，芯片厂在前期要投入更多成本，所以给汽车业供应芯片的公司数量一直不是很多。有的小众芯片，可能就一两家主要供应商，一旦出了问题，就容易卡脖子。

另一个问题是，在消费复苏过程中，消费电子的需求、通讯的需求也很多，所以芯片的需求是全方面提升，有很多通用的芯片又被其他行业挤占了供给量。

再加上天灾，比如前面提到2021年东南亚新冠疫情反复，不少芯片厂一下子断供，导致2021年10月、11月，以大众汽车为代表的汽车公司大面积停产。

以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汽车业的缺芯。

过去，汽车公司其实是不太在意这些芯片的，很多时候甚至不需要知道谁是供应商，因为这些芯片制造商大都属于二级、甚至三级、四级供应商，这些芯片和其他部件整合成一个总成的大零部件，再由一级供应商，比如博世、大陆之类卖给汽车公司。出了问题，汽车公司就让一级供应商解决。可是如果都去找一级的大供应商，后者客户多，都要解决问题，也容易卡住。

所以，很多汽车公司现在都在提一个词：供应链韧性。具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要改革供应链的管理，比如用更数字化的手段，让自己的管理触手能伸到最上游的供应商；二是在芯片领域寻找更多备胎，比如在中国，很多公司就开始寻找或扶持一些本土公司，对芯片行业也是一大利好。

如果只是缺芯带来的减产而使市场份额降低，那大众汽车不一定是最惨的一个。把它归到失意大公司，其实还有这家公司的问题，就是管理层的内耗，或者说不稳定。

简单来说，就是从2020年开始，大众集团的CEO迪斯，就在和董事会里的反对力量角力，差点搞得自己辞职。到了2020年11月，这个角力暂时有了一个结果，迪斯保住CEO的位子，接管了整个集团的软件业务，但丢掉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实权位置——大众品牌的CEO和中国业务的负责人都让代表工会或者说大众集团传统力量的另一位董事掌握了。

在大公司，高管内部的争权夺利很正常，但大众汽车的这个斗争，涉及的其实是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和更关注本地和工人利益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发展路线的问题。

大众汽车2020年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改革方案，要投入上千亿欧元，转型电动车和智能化，明确提出要缩小和特斯拉的差距。但是大众汽车内部有一些反对声音，认为转型不能太激烈，因为太激烈就会涉及裁员、整合，以及影响短期盈利，这是工会和部分股东不愿意看到的。

这种内部斗争的公开化，让外界再次意识到，大公司在面对挑战者时，转身步伐会比想象中更慢，已有的包袱比想象中更重。汽车业的转型，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变化，不是投入许多钱、招许多工程师就能解决的，一定还伴随着管理机制上的重大调整。这恰恰是以大众汽车为代表的传统巨头需要解决的最难的问题。

软银集团

软银集团是一家日本的电信运营商，2008年在日本首发了苹果的首款智能机iPhone 3G，一下子冲到行业第一，后来又收购了日本电信和Vodafone KK。之后在孙正义主导下，公司的对外投资也越来越多，就在“软银”这个名字之下拆分出来两家上市公司，一家是电信业务为主的Softbank Corp，另一家就是投资业务为主的Softbank Group。

软银这个公司很有意思。大家关心它，基本都只是在看它投了什么公司、投的这些公司怎么样、孙正义还是不是日本首富。

2021年，孙正义确实不是日本首富了，掉到了日本第三。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目前孙正义的资产为198亿美元，2021年一年缩水80亿美元。

软银集团是愿景基金的管理方。在愿景基金之前，孙正义比较为人熟知的成功案例是阿里巴巴。2017年之后，愿景基金里有很多中东的钱，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软银集团自己也有280亿美元放在里面，这个比例也超过了一般基金管理者在自己基金里的持有比例。而且愿景基金的投资年限最长是14年，也就是说可以投一些发展不一定很快的项目。

在投资策略上，愿景基金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稍微明确一点的方向，就是去投大的平台型公司，比如字节跳动、Uber、滴滴、贝壳、Grab，都是这个类型。

但针对大公司以及平台型公司的反垄断审查，是目前全球政府监管的主旋律。阿里巴巴和滴滴在2021年先后被查，市值快速蒸发，这一点也会体现在软银集团的账面上。按照软银集团自己披露的数据，愿景基金此前在滴滴身上投了120.73亿美元，到2021年11月5日缩水至78.64亿美元，净亏42亿美元。

其实我们也可以简单地把软银集团这家公司看成一个股票账户。孙正义通过它，买了很多热门股票，但是这些股票波动很大，所以要么猛赚，要么血亏。比如2021年第三季度，软银集团就亏了8251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457亿元。

2020年，软银集团也有过一个季度亏损达7886亿日元，当时主要亏在IPO失败的Wework上。而在2021年，除了几家中概股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叫Coupang的韩国电商平台也拖了后腿。Coupang定位是“韩国亚马逊”，韩国政府就把它当亚马逊一样，查垄断问题。Coupang还没有盈利就上市了，股价一直在跌，所以上市半年之后，软银集团就开始抛售它的股票。

当然，软银集团其实也有比较长期持有的案例，比如2016年买来的芯片设计公司ARM，到2021年年底了还没交割给英伟达。本来这笔交易是320亿美元买进，800亿美元卖出，两个价格都创下了半导体行业的交易规模纪录。不过前段时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又在以反垄断为由阻挠这笔交易，情况对于软银集团来说就不太有利了。

如果英伟达最终不买了，软银集团就只能拿到12.5亿美元的“分手费”。对于ARM这一大块资产，就要想办法重新弄上市盘活。但2021年全球IPO的行情都很差，破发比比皆是，很难保证目前带泡沫的这个800亿美元估值。

软银集团自己投的东南亚网约车巨头Grab也是一样，以400亿美元估值走了SPAC模式上市，结果股价当天就跌了20%。隔夜日本股市开盘以后，软银集团的股票就遭遇抛售，盘中一度跌了3%。

有一家日本证券公司的研究部经理评论说，只要市场上跟软银集团相关的公司出现坏消息，“投资者就只能继续等待，并管住自己想买软银集团股票的念头。”否则新一轮降价和抛售很快就又来了，永远等不到底。

当然，孙正义自己以及一些激进投资者都觉得软银集团的股价不应该这么低。所以一方面，软银集团一直在回购公司股票。上一轮回购其实在2021年4月底刚刚做完，花了230亿美元。这一轮回购计划小一点，也有87亿美元；另一方面，软银集团也在调整策略，降低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比例，回过头来在日本市场寻找新兴公司。

但总体来说，软银集团依然处于所谓“暴风雪的中心位置”。它还是一家策略激进的投资机构，如果这个定位本身没变化，那它就会经常暴露在“寒潮”之中。

土耳其

最后一个公司得打个引号，因为是个国家——土耳其。

其实国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公司，也有一些指标可以判断它的经营状况，比如大家熟悉的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税收、负债，还有就是货币的价格。土耳其在经济上的失意——说失意都有点小了，应该说是危机——主要就体现两个方面：政府负债累累，货币急速贬值。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土耳其的货币里拉在2021年已经贬值超过50%。2021年1月1日的时候，7里拉可以兑1美元，现在要16里拉兑1美元。如果把时间轴拉长，从2007年到现在，土耳其的里拉汇率就是一条单纯的下坡路，一路贬值了超过10倍。同时，2021年11月，土耳其的政府债务高达2000亿美元，而它一年的GDP才7000亿美元。随着里拉的贬值，土耳其通货膨胀也越来越严重，物价飞涨，也引发了社会动荡。

这一切主要是因为总统埃尔多安的“蜜汁”操作。从2021年9月至12月，土耳其央行连续降息500个基点，也就是年利率降低5%。这直接引发了里拉的大幅贬值。

这里要讲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一个国家如果调高本国利率，那么它的汇率一般会相应调高，反之亦然。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抬升汇率，遏制货币贬值，就应该提高利率，也就是加息，而不是降息。国家内部也是这样，如果物价过高，想要抑制通货膨胀，一般也是加息。储蓄利率变高了，大家就更愿意存钱，而不是去消费、贷款。用最粗略的比喻就是，池子里水太多了，那就要把水龙头关小一点。

但土耳其是反向操作的。埃尔多安有一套自己的经济学想法，他认为利率高会使得企业贷款利率变高，抬高企业成本，导致涨价。还有一种说法，说他就是觉得高利率不好，是行不通的，甚至是罪恶的。

埃尔多安会强烈干预土耳其央行的决策，要求降息，如果不降息，就撤换央行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形成一种政府还会继续降息的预期，对货币的信心就持续走低，所以就引发了急速贬值的恶性循环。

其实土耳其一直以货币贬值严重闻名，它现在的货币里拉其实应该叫新里拉，因为2005年之前有一个旧里拉，当时就是全球贬值最严重的货币，最大的面值是2000万，最小也要50万。

这严重困扰了土耳其人的日常生活。所以2005年，当时刚上台不久的埃尔多安就推出了一个新里拉。此后，土耳其也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属于全球瞩目的新经济体，所以新里拉的汇率就稳定住了。只是好景不长，几个因素导致里拉又开始贬值了。

一个是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个是2018年开始的美国制裁。更深层的原因，是土耳其内部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之前高速增长的时候，很多钱都用于过度超前的基建，尤其是一些政府建筑、公共设施搞得很豪华。前面提到的负债，很多其实是私营公司的负债，尤其是建筑行业，而且借的都是美元，那么货币一贬值，瞬间就资不抵债了。然后国家还要出手救助，国民经济很依靠政府相关的投资，出口和消费并没有拉动起来。

当然，相比于一个公司，一个国家的治理还是复杂得多，经济账只是其中的一本账，而且还很不好算，但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其实还是通行的。

以上就是我们2021失意大公司盘点全球篇的5家公司。2021年，做这个盘点其实比较困难，因为不如意的大公司实在太多了。疫情的沉重阴影下，其实大多数人、公司、经济体都不如意。但是，在对不如意的公司稍加分析后，我们至少能把情绪和事实分开一些。

复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兰小欢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认为很适合用来为大家打打气：在公众感觉最糟糕的阶段，情况可能已经开始好转了。

2022年的商业，或许也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