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雌竞”，是一个在中文网络中被发明出来的词，被用来形容女性之间的“阴险的竞争”。诚然，女性竞争（Female intrasexual competition，直译为“雌性的性内竞争”）这个概念在学术界确实得到了承认和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工作场景下的女性内部欺凌现象。亚利桑那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和男性相比，女性报告遭受来自同性同事的欺凌的可能性高了14%~21%。
玻璃天花板的存在、女性职场位置的稀缺当然要对此负责，但问题在于，女性当然不该是生来就会以一种如此曲折但消耗的方式进行争斗的。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畅销书《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揭秘人际交往中的隐性攻击》（Odd Girl Out:The Hidden Culture of Aggressionin Girls）的作者蕾切尔·西蒙斯(Rachel Simmons)认为，女孩们是被社会、父母、教育系统教导得如此“卑鄙”的：她们被期望成为学业和社交都非常成功，并且永远温柔善良、不会和他人发生冲突的“好女孩”，但这显然是不切实际，并且让女孩们压抑自我、不堪重负的，于是，女孩们采取了一种隐性的关系攻击，来宣泄自己的嫉妒和攻击欲等等负面情绪。
她呼吁社会、父母和教育系统，不要再教导女孩们做“好女孩”，而是成为“真实的女孩”，更为直接、健康地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不再伤害别人和扭曲自己。这不仅能够让女孩之间不再卷入这种阴暗的“零和游戏”之中，同时，也能从源头上消灭将全体女性推向“通输”局面的成年女性“雌竞”的硝烟。
1. 隐性关系攻击：没有永远的“BFF”，只有永远的“蜂后”
友谊，或者说“关系”对女性而言有多重要？
科学研究表明，对于女性而言，友谊帮助她们应对压力甚至活得更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2年的一项研究（《女性对压力的生物行为反应：是朋友，而不是战斗或逃亡》）揭示，从基因上来说，女性会在面临压力时分泌催产素，并用雌激素将其强化，这让女性天然倾向于在压力大的时候寻求社交的抚慰，而男性在同样面临压力时会产生更高水平的睾丸素，降低催产素的作用——让男性倾向于单打独斗地战斗（或是逃跑）。
从女孩到女人，女性之间的友谊永远是（或者说，被视为）女性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无数的流行文化作品提供了这样的样本：《老友记》中莫妮卡和瑞秋从中学开始的闺蜜情，让莫妮卡毫不犹豫地收容了逃婚后跌至人生低谷的瑞秋；《欲望都市》里四个城市中产女性之间的友谊支撑着她们应对来自职场、特别是情场的重重挑战和困境。
和成功男性范例不同，这些达成了幸福生活的女性赢家，除了收获事业和爱情的丰收之外，必须有一个不离不弃的女性死党常伴左右，才算得上圆满。这类女性友谊被称为“BFF”，best friend forever。在女性的世界里，友谊的最终目标和奖赏就是“永远的最好的朋友”，两个女孩亲密无间仿若双生，手拉着手去厕所，幻想即使在20年之后成立家庭时，也要住在彼此隔壁。
然而，现实世界是残酷的，你所最渴望的东西往往会变成伤害你的利器。性别研究学者卡萝尔·吉利根在她的著作《在不同的声音中：心理学理论和妇女的发展》中指出，男孩往往将日常生活中的危险视为落入圈套之中或者窒息，但女孩将被孤立视为最大的危险，这让“关系和情感在女性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在女孩之间，关系攻击成为了发起和进行“地下战争”时最趁手的武器。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和科学家们认为攻击行为仅仅发生在男孩之间的拳打脚踢，女孩们之间是更温和有爱的，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科学家们开始惊讶地发现，女孩们之间的攻击和霸凌巧妙地绕过了社会文化对她们的期待，转向为非肢体的隐性攻击，女孩们的社交生活被发现是“无情”、“具有攻击性”、“残酷的”，这体现在女孩们擅长骤然亲密和刹那绝情，顶级密友BBF和绝世仇敌的转换相当轻易。
“最痛苦的袭击常常源自最亲密的友谊，共享的秘密和对朋友弱点的了解为伤害提供了燃料”。蕾切尔·西蒙斯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中引述了明尼苏达大学对女孩们的霸凌行为的研究分类。其中最为直接的是“关系攻击”，女孩们对被霸凌对象不予理睬、回避、威胁绝交，用她们曾经亲密的关系当做筹码和武器。另外一些更为间接，攻击者避免了直接冲突，将其他人当做工具散播谣言，或者采取“社交攻击”，试图通过合纵连横把被霸凌者驱除出任何可能存在的社交圈，让她彻底被孤立。
这种攻击是隐形的：被霸凌的女孩看上去和霸凌者亲密无间地在一起玩耍，但很有可能正在被情感勒索和折磨，如果她胆敢不听从霸凌者的指挥和要求，就会被以绝交为名威胁，或者被刻薄的言语讽刺最在意的弱点。
女孩攻击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看似不存在”，社会学家安妮·坎贝尔（Anne Campbell）在她的《男人、女人和侵略》（Men，Women and Aggression）一书中写道，女孩从来没有学过如何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攻击，她们只学过如何“不去表达”。有时，女孩们对你的攻击只是沉默以对、白眼相向、避之不及。但请想象下，你只是个胆怯的“壁花”女孩，当不得不经过拥挤着这样一群女孩们的过道并被齐刷刷地让出条道路来，对你而言，整个世界就正在背对着你。然而，家长和老师们对其视若无睹，毕竟你“表面上”毫发无伤。
然而，这种不被重视攻击的伤害是相当巨大的。被霸凌的女孩往往被西蒙斯口中“有毒的感情藤蔓”所缠绕，费尽心思去猜测为什么会被报之冷眼的原因，这些隐性的攻击往往是含糊的，令她们感到费解和精疲力竭。她们时刻生活在被无声折磨的地狱之中，不停怀疑自己周边如眼神交流、写纸条的行为是在针对她，感到自己疯了，无法信任自己对他人的行为或事件的解读，这让她神思恍惚，无心向学。
有些经过了青少年时期有毒友谊的女性，更容易陷进有毒的爱情关系中无法抽身——这种“PTSD”是印刻式的，即使她们成功建立起了自己的成年生活，也对这些过去的伤害耿耿于怀、难以忘却。8岁时，西蒙斯在她的小闺蜜阿比处遭到排斥的痛苦记忆，在她的硕士阶段仍旧困扰着她，她决心搞清楚女孩们的秘密把戏，最终写下了这本揭穿女孩们地下隐性战争的调查报告。
在千禧年之初，伴随着心理学家们对于女性霸凌行为的发现，这本《女孩们的地下战争》和罗莎琳德·怀斯曼的《蜂后和跟屁虫》（Queen Beesand Wannabes）一起，让美国大众意识到女孩们的社交生活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艰难和残酷。后者被知名喜剧演员和剧作家蒂娜·菲（Tina Fey）改编成了2004年的电影《贱女孩》（Mean Girls，实际上该翻译为卑鄙的女孩），不仅成为了经典的校园青春片，同时让女孩们是怎么在校园中通过卑鄙残酷的社交方式建立起女孩们权力结构的过程深入人心。
占据了校园等级的金字塔尖、最受欢迎的女孩被称为“蜂后”，按怀斯曼的说法，“恐惧和控制是其受欢迎的基础”。“蜂后”富有魅力，并且擅长操控，通过随心所欲地削弱其他女孩之间的友谊，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从而凌驾于其他女孩之上。
围绕“蜂后”的小圈子中她最亲密和忠诚的闺蜜，蜂后的“BFF”们，则被称为“帮手”，她们是“蜂后”亦步亦趋的小跟班，被允许在打扮和举止上相当靠近“蜂后”。
“银行家”则是那些通过搬弄是非来制造混乱为自己谋利的女孩们，因为她们知道，在女孩的世界中，信息就是货币，通过战略性地调动信息资源，她们为自己谋得了必不可缺的地位。
“漂浮者”，是那些能够在不同群体间游刃有余交友的女孩们，她们有着挑战“蜂后”的实力，但总是善良真诚待人而不愿搅进纷争。
而大部分女孩成为了“撕裂的旁观者”或是“讨好者/追求者/信使”，前者的地位略高，但总被迫挟裹进群体错误的决策之中并且人云亦云，后者的地位略低，不得不主动拦下各种脏活，比如栽赃陷害和传播谣言，来用尽全力讨得蜂后以及任何比她地位更高的女孩的欢心谋求阶级上升，然而总是被无情地嘲笑用力过度。
金字塔的底层是“目标”，即被霸凌的女孩，她们往往陷入到被孤立的境地之中，正如前文我们所解释的，对于女孩来说，这是最残忍的酷刑。
在对“受欢迎”的竞争中，女孩们将友谊视为筹码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易和计算，将摧毁旧关系作为在社交阶梯上往上攀登、建立新的“高等级”关系的“投名状”——没有永远的“BFF”，只有永远的“蜂后”。《贱女孩》中，林赛·罗韩饰演的“目标”在让“蜂后”失势后，迅速迷失、仿佛要取而代之成为下一任蜂后。西蒙斯书中引述的一项研究表明，被欺负过的女孩成为霸凌者的可能性明显较高，而被她拜访的很多“霸凌者”，也曾在金字塔底层苦苦挣扎。
2. 伤害背后的焦虑转嫁：“好女孩”和嫉妒
问题是，女孩们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地打这种迂回战，而不直接当面说个清楚来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或者打上一架来建立起等级秩序？
西蒙斯发现，很多女孩缺乏处理日常冲突的能力。直接的沟通，听取他人的愤怒和表达自己的愤怒都让她们恐惧，这会让她们必不可免地要去想自己是否真的“错了”或者“有问题”。她们只能采取曲折的策略，把过错完全推到别的女孩身上并对进行惩罚：找到替罪羊吸引群体的关注火力；逼迫和操纵自己的朋友通过顺从来肯定她们的权威；以及，组织一大群女孩的同盟，试图通过群体来分担和淡化自己的过错。
她进一步指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女孩们在“褒奖甜美形象的文化中长大”，维持完美“好女孩”的形象对于她们意义重大，故而逃避过错是她们下意识的第一选择。同样，“好女孩”的形象也意味着，直截了当的攻击性是被禁止的。
在西蒙斯后续出版的《好女孩的诅咒》（The Curse of the Good Girl）和《足够了：如何帮助女孩超越不可能的成功标准，过上健康、快乐和充实的生活》（Enough As She Is:How to Help Girls Move Beyond Impossible Standards of Success to Live Healthy，Happy，and Fulfilling Lives）中，基于对女孩们的田野调查，她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更完善地提出了“好女孩”的概念。
她发现，人们期待“好女孩”聪明进取、漂亮善良，并且在学业和社交上都取得成功，近乎完美。同时，“好女孩”几乎是由一连串“要求”和“限制”构成的、难以平衡的复杂形象：“好女孩”既要热情，又要文静；既要聪明，又要缺乏主见、循规守矩；既要受欢迎，又要不至于咋咋呼呼。西蒙斯将之称为“角色超载”和“角色冲突”，女孩们的方方面面被要求完美融洽，即使它们彼此之间是冲突的。
成为“好女孩”，是靠着无时无刻的自我压抑和社会规训来拼命靠近的。但这种矛盾且遥不可及的标准，让女孩们成为“好女孩”的目标注定失败，自我接纳和自我表达成为了非常困难的事情。
随之，她寻找到了女孩们为什么如此情感内耗进行隐性战争的最终解释：女孩们隐藏着自己的满怀焦虑乃至愤怒，学会了用一种社会和自我能够接受的方式去释放它。女孩们决定“迂回行事”。西蒙斯认为女孩们推断出来，“进行暗中操控——结合权力和被动——是获取权力的最佳途径”。她们很容易发现，这种基于关系的隐性攻击是被无视、容忍、乃至被欣赏的。
事实上，人们相当欢迎那些描述女孩们亦敌亦友的文艺作品，并且仔细品味从中折射出来的女性的“自我厌恶和不安全感”。作家苏珊·布莱特 (Susan Bright)认为，刻画了女性友谊阴暗面的的文化产品“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而具有更高的受欢迎程度”。
在她看来，“那不勒斯四部曲”是相当典型的例子，充满隐性攻击的有毒的友谊，实际成为了一种探索女性心灵的更深的孤独的文学手段。莉拉对埃琳娜包括抢夺心上人等等一系列“残忍和操纵”的行为，背后是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嫉妒：埃琳娜有机会上中学，而莉拉只能被迫失学。而埃琳娜对莉拉“既崇拜又憎恶”的感情持续了一生，这让她在某种意义上，体察到了自己的孤独。
嫉妒，也正是解读女孩们如何选择被霸凌目标的关键词。在西蒙斯最初进行女孩间霸凌行为的调查时，她假设了一系列女孩会遭受霸凌的原因，“生理缺陷、肥胖、贫困、不够时髦”，然而，女孩们真正挑选的霸凌对象，是她们称作“自以为了不起”的那些女孩，在她们看来，这些女孩自负、爱炫耀、以自我为中心。
但西蒙斯发现，女孩们之所以认为这些女孩“自以为了不起”，是因为她们“打破了关于女性特质的规定”，并非是谦逊克制、自我牺牲、友善抱团的，而是“往往流露或闪耀着坚定和自信的光环”，对于自己的个性、身材、性感程度充满自信，同时也拥有野心和欲望、渴望参与竞争，特别是否定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而这正是“好女孩”标准的基线。女孩们对于这些打破“好女孩”规则的“害群之马”深痛恶觉，但她们最终会发现，自己正在深深嫉妒这些“自以为了不起者”，因为她们是更自由的和自洽的。
但嫉妒这种情绪，显然也相当违背了社会对于“好女孩”的“保持完美、自我牺牲”的期望和要求。女孩们试图压抑自己的嫉妒、并且表现出不屑于这些女孩竞争，转而给她们戴上“自以为了不起”的罪责，通过隐性关系攻击来让自己好受些。这成为了女孩们无声无息地转嫁自己的焦虑的最佳方式。
然而，这种女孩群体间的彼此和自我打压，最终打压了女孩们走向成功的道路：坚定自信、热爱竞争被妖魔化和污名化为“自以为了不起”，而这正是通往成功的重要特质。女孩们被迫学会藏起自己的锋芒，学会人云亦云，最终放弃卓越。
这种打压持续了女孩们的一生，即使在她们成年后。西蒙斯强调，当时整个社会和文化并不鼓励（或者说相当鄙夷）那些自信强大的专业女性，认为她们是“冰冷僵硬的可怕女人”，“个人生活注定失败”。
然而，正如心理学家Carol Gilligan在《在声音与沉默之间：妇女和女孩、种族和关系》中所写道的，“理想的成年女人和女性气质要求‘她们’无私奉献，做一个成年人和走向成熟却要求她们学会独立和分离”。这些按照“好女孩”标准成长起来的“好女人”，在人生道路上显然会遭遇到相当的困惑和自我怀疑：为什么她们从未偏离轨道，但并不快乐，这往往源于她们缺乏健康的情绪感受、自我表达和关系沟通的能力；在成为“好妻子”、“好母亲”之后，她们发现没有得到过社会对她们的“自我”实现的价值的真正承认。令人沮丧的是，世界越来越属于那些坚强自信、野心勃勃的“自认为了不起的女孩”，例如，以强硬作风闻名的脸书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Kara Sandberg）。
3. 女性通输：“雌竞”和玻璃天花板
西蒙斯指出，女孩们这些有毒的隐性社交攻击，往往会伴随她们进入成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谢丽尔·德拉塞加撰写了《卑鄙女孩长大了》一书，揭示了那些会霸凌的女孩在长大后，仍旧会熟练使用关系攻击其他女性，并且往往会更恶毒和变本加厉。成人女性之间升级为了完全体的女性竞争（Female intrasexual competition），同样有着极大的伤害性，这或许是为什么“雌竞”这个词（即，雌性竞争）在中文网络上被发明出来并获得极大的传播的原因。在女性网民聚集较多的豆瓣小组，关于“雌竞”的帖子讨论众多，回复者都是相当的感同身受。
成年女性之间的隐性攻击和竞争，主要发生的场景从校园转换到了工作场所。女性稀缺的职场资源带来的“僧多粥少”的局面，无疑极大地助长了这种“雌竞”发生的可能性。
学术界揭示了工作中的“雌竞”行为确实存在：2018年，亚利桑那大学埃勒管理学院副教授艾莉森·加布里埃尔（Allison S.Gabriel）领导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和男性相比，女性报告遭受来自同性同事的欺凌的可能性高了14%~21%。这项研究表明，当女性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自信，诸如在会议上表达意见、分配和负责任务时，她们更有可能报告在工作中受到其他女性的不文明对待。显然，成年女性们挑选“雌竞”目标的判断标准，几乎和女孩们挑选霸凌对象的逻辑完全相同，后者几乎就是前者的预演。
成年女性“雌竞”的手段也没有发生改变，“隐蔽的竞争和间接的攻击是职场女性卑鄙行为的核心。”凯瑟琳·克劳利和卡蒂·埃尔斯特在她们合著的著作《职场中的卑鄙女孩：当事情变得个性化时如何保持专业》中如此总结。这些成年女性会变得“消极好斗”，通过“抹黑、诽谤和孤立”悄悄地进行“幕后竞争”。
最糟糕的局面就这样发生了，这往往会造就“双输”，或者说“女性通输”。职场“雌竞”带给整个女性群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它造就了一种紧张的工作氛围和不利的工作局面。
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雷蒙斯最终相信，从根源上解决这种伴随女性一生的群体“内耗”的办法，是不再让女孩们认为自己必须成为“好女孩”。正如她在2008年出版的第二本书的书名指出的，“好女孩”实际上是一种“诅咒”。她认为，社会、父母和教育系统应该鼓励女孩们成为“真实的女孩”，让她们和自己的“思想、感受和欲望的强烈内在核心保持联系”，真正了解自己是谁、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知道自己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达到“关键的平衡”：在不牺牲自己完整性的情况下，考虑到别人的需求。“真实的女孩”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因为她们知道，错误也是自己的一部分，而不会在“好女孩”目标压抑之下采取隐秘的手段宣泄负面情绪和攻击欲来伤害别的女孩，也扭曲了自己。
雷蒙斯认为，鼓励女孩们找到自我，是她们学会成为“真实的女孩”的重中之重，这意味着她们要学会“内倾”这种技能：练习自我同情来取代自我批评；不再过度关注外界对自己的想法并思考过多；抵制将自己和同龄人不断比较的冲动；以及，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并在需要时寻求支持。
“真实的女孩”也应当有攻击性。她们需要学会通过冲突沟通，而不是在压抑中让自己的情绪慢慢升温变质，最后演变成残酷的隐性关系攻击。她们也需要学会在健康的竞争中释放自己的攻击性。同样研究女孩们隐性关系攻击领域的心理学家丽莎·达莫尔（Lisa Damour），在她的《纠结：引导少女完成进入成人的七个过渡阶段》一书中认为，女孩们应该被鼓励在竞争的环境中尽力而为，但也要始终向她们强调良好的竞技精神和同理心的重要性。
或许，流行文化中的女孩样本们应该起到更重要的范例。无论是西蒙斯，还是《贱女孩》的原著作者怀斯曼，都对自己所揭露的女孩们的隐性攻击，在进入流行文化中后被扭曲成为一种时髦的风气感到沮丧。“卑鄙”成为了女孩们从电影中模仿、学习并比拼的青少年潮流，隐性攻击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了“女性本质”的一部分并毒害了更多的女孩。为了对冲，有专家建议，流行文化应该更多地提供自信强大乃至凶猛，但乐于助人的女孩形象。然而除了《绿山墙的安妮》以外，这样的女孩形象真的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