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观察者网报道（刘皓琰）近年来，在西方左翼学界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讨论是一个热点，而对于殖民政策的再认识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殖民体系往往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繁盛、国际舆论的影响、扩张成本的提升等因素，当代帝国主义很少再使用以军国主义为主要方式的殖民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放弃了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是开始将掠夺的范围从现实领土转向隐蔽性更强的虚拟空间。

　　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化浪潮中，数字殖民逐渐成为了当代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的主要方式。而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之所以被白宫封杀、施压，除了特朗普企图借此煽动反华情绪争取选票外，很大程度上也因为TikTok“逆流而上”，在美国社交领域攻城略地，甚至出现赶超社交传统巨头Facebook、Twitter之势，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小人之心”——担忧美国被中国“反殖民”。

　　一、数字殖民的核心方式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空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国家都曾将网络列为必须争夺的战略要地。在数字空间中，网络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于是，为了推行网络霸权，当代帝国主义基于数字资源及技术领域的不平等，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更具隐蔽性的压迫与掠夺方式，即数字殖民。

　　数字殖民的核心不再是武力征服，而是将数字空间作为新型的殖民地形态，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意识形态演变，制造出服务于资本需要的网络族群，从而在数字空间中形成带有倾向性的群体性力量。当然，制造族群的关键，便是控制和掠夺网络受众的注意力。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主要的方式。

　　（一）平台垄断

　　自20世纪70年代赫伯特·席勒、鲍依巴瑞等学者提出“媒介帝国主义”后，西方左翼学者一直在持续关注发达国家利用大众传媒操控信息流动的现象。媒介是公众接受信息的主渠道，因此主导了大众传媒便可以主导公众的注意力。

　　媒介的形式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演化，从书籍、报刊到广播，再到今天的互联网平台，覆盖面积愈发广阔，资本的力量也逐渐向平台企业转移。当帝国主义实现了平台垄断，无论公众的注意力如何转换，只要开始接受信息，就难逃帝国主义的管控范围。

　　美国是进行平台垄断最为典型的国家。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上有着绝对的先动优势和技术优势。美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域名根服务器，管理着全世界网站的地址目录，这相当于控制了数字空间中的封疆大权[1]。同时，美国的各大数字巨头还掌握着Windows、iOS、安卓等世界领先的底层操作系统，这便使美国的平台企业在打入他国市场时存在着显著的优势。

　　21世纪的前20年，美国各领域的平台企业迅速席卷全球。根据视觉资本（Visualcapitalist）网站所做的2019全球百大网站流量调查，世界前十家访问量最高的公司，美国独占7家，一些巨头譬如谷歌公司甚至几乎在全球各国都具有顶级流量[2]。而无论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等哪个领域，除了中国的部分企业外，美国在行业内鲜有敌手，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垄断局面。

　　再根据市根据互随（Hootsuite）和我们擅长社交（We Are Social）在2019年发布的报告，全球每日平均上网时间已高达近7个小时[3]，这说明全球用户的大量注意力都已集中在美国企业所打造出的平台之上。

　　而在平台上，信息流动的方式和内容都不是完全自由的。

　　一方面，平台决定着信息流动的方式。每个平台都拥有着自身的语言风格、功能定位和目标追求，或简约或全面，或文艺或奢华，它们就像一个个隐蔽的软性组织，使得长期处于该平台上的网民的交流方式、认知观念等很容易在潜移默化间被平台环境和价值目标所影响或同化。

　　另一方面，信息流动的内容也是可以被筛选的。数字资本家处在网络权力结构的顶端，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方面拥有着高于公众的权限，信息是否公开、信息如何解释、哪些信息要被频繁推荐都会受到平台的左右，这便为数字资本家蓄意地制造符合资本需要的各类网络族群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二）文化输出与信息煽动

　　文化输出和信息煽动一直是帝国主义获得公众注意力时间的重要手段，而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的发展使得这些手段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全球化的运用。这两种方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意在制造可以吸引大众注意力的信息流，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加重视注意力时间的长期稳定占有，后者则青睐于短期内注意力时间的快节奏、高频率掠夺。

　　自后殖民时代开始，更加频繁的文化输出便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利益密不可分。早在冷战刚刚结束的1990年，老布什总统就强调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4]。在其后的三十年间，基于强大的软实力优势，官方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均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文化渗透的渠道。

　　以文化产业为例，发达国家的大片、电视节目、游戏、流行音乐等总会以更加炫目的特效和引人入胜的情结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在其中隐含西方的行为导向和价值观念。瑞士竞争委员会曾在2000年做过一份电影市场的反托拉斯报告，瑞士人口在当时只有700万，但好莱坞大片却能吸引超过10万人的观看，受到的关注远超于其他影片[5]。由于受众缺乏可以与相关情结参照对比的经历和认识，再加上国家间经济差距造成的认知偏见，民众很容易就会认为应当向西方人那样行事、思考和生活[6]。

　　进入网络社会后，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文化资本家与数字资本家相勾结，利用传媒的力量抢夺大众注意力，给予西方文化以更多的信息曝光、广告版面和正面解读，频繁地“造星”、“造势”，这便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更大批量的粉丝团、效仿者的出现，以个人英雄主义、腐文化、二次元、偶像崇拜为代表的各类网络族群纷纷产生。

　　此外，在平台天然的组织力下，网络文化也逐渐走向成熟，西方国家的意志、理念会随着各类网络用语、网络符号的应用加速传播，由此也滋生了更加多元的族群形式。

　　信息煽动的方式所利用的则是信息的时效性。

　　由于富有时效性的新闻、报告、艺术成果等很容易获得网民的关注，因此大多数平台都运用了热搜机制等方法，持续地制造热点、噱头，并默许甚至鼓励旗下的自媒体进行各类“博眼球”的注意力竞争，意图长时间、高频次地占有网民的注意力时间。

　　在这些被制造出的热点中，很多往往毫无营养或是与网民生活毫不相关，但为了强化网民的参与感和共鸣，平台或自媒体常常采取雇佣公关公司或“水军”的方式，利用社交媒体对公众进行频繁地舆论煽动，或是“带节奏”、制造恐慌、制造焦虑，或是作态“科普”、说教。

　　但是，哪些该上“热搜”、什么是“流行”和“时尚”、什么是“权威”和“正义”等均可以受到数字资本家的影响甚至操纵。而由于每个网民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知识缺陷，对信息的真伪和科学性无法保持敏锐的分辨能力，因此其注意力很容易在平台和“水军”的煽动下被误导，基于某个网络事件或网络观念形成暂时性的群体性心理，从而滋生各类有着很短生命周期的、五花八门的网络族群。

　　正如《乌合之众》的作者、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描述的那样：“群体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们永远在轻信，永远处于无意识的领域”[7]。

　　（三）人工智能推荐

　　人工智能推荐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种广告或推销模式，主要方法是运用算法对用户进行痕迹管理，分析判断用户的习惯、喜好和即时需求，进行信息和产品的定向推荐，从而获得用户的注意力。

　　人工智能推荐机制对平台的算法和算力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更关键的是要获取足够多的可以用来分析的数据和信息，而帝国主义国家常年来在信息领域的大规模投入则为这一机制的运营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除了保持在通讯行业、电子行业、数据库建设等前沿信息领域的全球引领地位外，帝国主义国家还频繁地将触手伸向法外之地，持续地窥探隐私、盗取数据，形成约翰·福斯特所说的“监控式资本主义”[8]。

　　苹果、脸书等企业多次陷入“窃听门”、“隐私门”，美国政府的行为甚至更加恶劣，每天收集全球各地近50亿条移动电话记录，监听他国领导人手机，在2014年曝出“棱镜事件”，又在2020年被爆出瑞士加密公司事件，成为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这些行为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肆意地获取全球用户的私人动态和心理，为垄断大平台提供了更加精确化的推荐机制，而其他国家的小企业常常因为很难营造类似的体验而丧失用户关注。

　　与传统的宣传、广告、推销等注意力竞争的方式相比，人工智能推荐的模式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推进。这些传统方法更多的是利用产品、环境等外部客观因素来诱导受众的注意力，而人工智能技术却可以大规模、自动化地改变受众的主观意识。

　　一方面，这种注意力掠夺的方式更具隐蔽性，完全自动化和带有自定义色彩的推荐，会让很多用户单纯地认为这是算法带来的便利，反而忽视注意力被固定和局限的事实。

　　另一反面，这一机制也提升了注意力掠夺的成功率和效果。人工智能推荐机制基于用户个性化的兴趣和需求，会根据不同用户筛选出更具针对性的推荐内容，所传递的文化和观念也可以因人而异。

　　因此，人工智能所推荐的信息和产品往往会获得用户更多的关注，其中蕴含的价值和理念也更容易得到认同，用户会认为找到了“组织”、“知音”。于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帝国主义可以利用算法反复分析和寻找用户的接收弱点并进行思想渗透，使大量的用户在无形间加入以西方理念和价值观为主导的网络族群。

　　二、数字殖民的双重逻辑

　　大卫·哈维曾指出，资本主义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主导着帝国主义运行的模式[9]，帝国主义的一切掠夺和殖民行径都至少被其中一种逻辑所驱使。

　　而在数字殖民体系中，由于殖民方式和对象的转变，两种基础逻辑开始转变为代表资本意志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通过对各类网络族群的制造，当代帝国主义实现了经济上加速积累和政治上意识形态渗透的双重目的。

　　（一）经济逻辑——资本积累的强化

　　罗莎·卢森堡曾在《资本积累论》中指出，殖民地的构建可以解决帝国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不变资本积累、可变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实现，也就是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10]。而在数字殖民体系中，网络族群的存在也正是通过这三种要素推动了当代帝国主义资本积累的扩张和强化。

　　首先，网络族群的出现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信息资源的掠夺。

　　信息资源是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网络的网民越多、用户停留的关注时间越长，数字资本家可收集、利用的数字资源也就越丰富。

　　由于帝国主义制造了大量的网络族群，网络社会可以愈发真实地映射现实社会中的各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人和物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都可以在数字空间中以“虚体”[11]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用户会在平台上付出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时间，很多社交活动、娱乐活动、工作等都是依托于平台进行，所产生的各类信息资源因而也在持续增长。

　　这就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信息资源的抢夺，通过垄断信息流动平台、信息监听等方式，将世界各个国家用户所生成的信息、数据据为己用，纳入国家的资本积累体系之中。

　　其次，网络族群的形成扩大了非雇佣工人群体的生产活动。

　　在数字平台上，平台的架构与运营是由企业完成的，但内容的生产大部分是由网民制作的。从平台经济的运作方式来看，特殊信息费、虚拟商品的售卖等都是平台企业重要的盈利来源，而这些信息商品的完成都或多或少地离不开网民的参与，网民在实际意义上成为了平台的非雇佣工人[12]。

　　当网民以族群的形式存在，这种无偿的数字劳动又进一步扩大了。网络族群会聚集在平台的某个版块下，以集中化的方式进行精神生产活动以维系族群文化，族群类似于一个软性的生产组织，促使网民不断地为平台生产内容。

　　而很多平台也会向用户开放大量的网络空间和便利的自定义信息加工能力，设立点赞、浏览量等激励机制鼓励族群中的网民通过评论区、弹幕和话题论坛进行思维碰撞，上传精神文化成果。而从实质上讲，这些都可以视为非雇佣工人间的协同创新过程，网络族群也由此为平台的增值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劳动力。

　　最后，网络族群的存在滋生了严重的消费主义思潮。

　　随着数字平台的普及，消费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因为制造族群的过程也是一种“精神污染”的过程，各类族群都有着不同的文化主题，但相同之处在于都存在着对帝国主义所精心塑造的价值观的认同，这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网民的精神导向与经济行为。

　　通过网络族群，帝国主义不断向世界解释着什么是“爆款”、什么是“情怀”，以此来诱发消费者的购买力。而在族群中集体观念的刺激下，用户也更容易产生消费冲动，但其个人往往难以察觉到自身消费观念的演化，并且认为一切都是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13]，甚至将其视为“个性”、“先锋”的象征。

　　于是，品牌崇拜、粉丝经济、节日狂欢等各类严重的消费主义行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大片、手机、鞋、手办等，一经推出就会在世界市场中得到热捧，且往往会以远远超出价值的价格被消费者疯狂抢购。

　　产业资本家和文化资本家也会利用这种群体性心理，制造“经典款”、“限量款”等各种噱头持续地刺激市场、加速周转，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产品的消费能力却会因此遭到不断地压制。被制造出的各类网络族群使得整个网络空间和世界市场都具备了以往殖民地的经济功能，大量的财富流向帝国主义国家，为其进行剩余价值实现、转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路径。

　　（二）政治逻辑——意识形态入侵

　　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曾说过，对一个传统社会来说，对其政治稳定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4]。帝国主义以制造网络族群的方式形成了对他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意在利用公众的力量实现政治操盘，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族群的制造分化了阶级力量。

　　阶级力量是反抗帝国主义最强大和最根本的政治力量。阶级的形成源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但阶级意识的形成却依赖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一致性。

　　在网络社会中，数字劳工、普通网民与数字资本家间的矛盾是极其尖锐的，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无时无刻不在掠夺劳工利益、激化阶级矛盾。但帝国主义对网络族群的蓄意制造却使得很多数字劳工和网民并未形成应有的阶级意识，这是由于：

　　一，网络族群是用户最直接接触的集体，每个族群都被制造出符合西方理念却又各自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很难自发地生成统一的阶级意识；

　　二，快节奏、多样化的族群制造很容易引发用户对自身的多元身份认同，对其最根本的阶级身份的认证反而更加模糊；

　　第三，网络族群原本就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很难有类似于工会的力量将其组织起来。

　　于是，帝国主义以网络族群的形式掩盖了阶级的存在，分化了阶级意识，从而弱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运动与政治斗争的力量。

　　其次，借助族群力量进行国际政治博弈，或是干涉他国内政。

　　在国家决策与国际博弈的过程中，舆论和公共权利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伴随着互联网的繁荣，公众表达观点和行使权利的途径更加丰富，但也更加容易招致帝国主义的误导和利用。在进行国际博弈时，他国政府总会面对着固有的舆论劣势，因为帝国主义掌控着平台的所有权，也就拥有着更强的话语权。

　　数字资本家可以轻易地发动“新闻战”、“宣传战”[15]，对新闻和讯息蓄意加工，运用剪辑或主观性的词汇表达断章取义、避重就轻，有选择性地过滤反对声音，同时制造大量的“马甲”炮制假消息、抹黑他国领导人，从而干涉和引导国际舆论走向或是在他国制造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而网络族群的存在又进一步放大了网民的盲目性，伪造的声音伴随着盲从现象越来越大，真实的民意却很难得到表达。

　　这就为他国政府的政治决策带来了极大的内部压力，严重时还会发生内政被干预和操纵的事件。典型的例子如被称为“推特革命”的2009年伊朗大选，美国制造了大量的水军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消息，并要求推特公司延迟系统升级计划，使得伊朗国内舆论陷入混乱，两派之间冲突不断，其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严重损害。

　　最后，利用网络族群进行和平演变。

　　网络族群中的文化认同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武器，它的目的不是以军事力量征服和控制领土，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16]。

　　冷战结束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一直试图复制对苏联的演变政策，不断利用“人权”、“自由”等口号美化西方价值观和国家形象[17]。伴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开始在网络族群中蔓延，公众的理论自信缺失，对本国体制、政府执政能力和传统文化产生质疑，继而很容易遭到内部分解与演化。

　　此外，族群中公众的短期冲动也往往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帝国主义基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进行情绪煽动，制造大规模突发性群体事件，导致和平演变过程中时有穿插暴力行动。

　　这种“攻心之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在2006年，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全球在线自由法案》，并开始借助网络工具推行 “大中东民主计划”，为后来祸乱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埋下了伏笔。再如2019年的香港事件，美国中情局和Facebook等平台企业利用网络空间持续地转移焦点、放大矛盾、打压爱国言论，为不法分子提供技术援助，最终引发了长达几个月的暴力冲突。

　　三、反数字殖民手段

　　前沿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信息平台垄断、掠夺注意力的基础性依靠，如果不实现这一领域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赶超，就无法掌控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资料，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数字殖民体系的根基。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在数字技术上可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国家之一，在5G、区块链、电子商务等方面业已突破了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生成了良好的业态。但是，在芯片、半导体、软件设计等关键领域，我国也存在着显著的短板，这就导致我国在进行信息化竞争时仍然存在着技术方面的显著劣势。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回到技术领域，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通过对平台、数据库、智能算法等一系列核心要素的构建，打破帝国主义在网络社会中的垄断地位，抢占网络空间，从而促进信息的合理有序流动，解放公众注意力，迫使帝国主义丧失制造网络族群的基础性前提条件，粉碎其进行数字殖民的险恶企图。

　　参考资料：

　　[1]杨剑：《开拓数字边疆：美国网络帝国主义的形成》，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2期。

　　[2]参见《SimilarWeb：2019年全球百大流量网站排行榜》，载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http://www.199it.com/archives/923608.html

　　[3]参见于九野：《每人每天玩手机App平均3小时！全球花最多时间的国家不是中国！》，载网易网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5TRVHKV0526CNO4.html

　　[4]苏格：《美国对华问题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4页。

　　[5]伯尔尼德·哈姆，拉塞尔·斯曼戴奇：《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曹新宇、张樊英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7页。

　　[6]闫勇，吕泽华：《“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文化侵蚀》，载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hqxx/bwych/201506/t20150624_2044578.shtml?COLLCC=3620490059&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胡海燕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33页。

　　[8]约翰·福斯特，罗伯特·麦切斯尼：《监控式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时代》，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9]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20页。

　　[10]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顺、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5-286页。

　　[11]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12]刘皓琰：《信息产品与平台经济中的非雇佣剥削》，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13]张小平：《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及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14]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1页。

　　[15]爱德华·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邵红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1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17]谢加书：《美国对华和平演变信息化趋势分析》，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