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权小星

　　据韩媒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下称“首尔地检”）正式起诉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掌门人李在镕，指控其涉嫌操纵股票、违反资本市场法和外部审计以及违反信托，并在三星生物制品株式会社（Samsung BioLogics Co Ltd，以下简称“三星生物”）IPO期间会计欺诈，从而为李在镕接班三星集团营造有利环境。

　　这也是自2017年2月，由于涉及在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闺蜜干政”丑闻期间非法行贿而被起诉后，时隔三年半再次卷入诉讼。

　　除了李在镕本人，另有10名三星前高管和在职高管，也因类似的罪名被起诉。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从首尔地检方面了解到的信息，检方在起诉书当中表示，李在镕涉及在2015年针对三星集团旗下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两家公司的合并过程中，不惜以会计造假的方式造成资产贬值，从而为李在镕接班营造有利环境，并损害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

　　其中，检方指控的重点内容为，李在镕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合并，被指控在2016年三星生物实施规模高达20亿美元的IPO前，故意抬高三星生物子公司Samsung Bioepis的股份价值。而根据2016年的三星集团控股数据，第一毛织则持有三星生物46%的股份。

　　由此，检方主张李在镕为了顺利完成合并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通过抬高三星生物的估值，进而使李在镕的资产估值有所提高，并帮助三星集团旗下两家核心公司的合并，涉嫌的欺诈性会计金额约为4.5万亿韩元。

　　对于上述指控，第一财经记者联系到三星电子方面，对方在给出的一份声明中仅表示将全面应诉，以维护合法权利；但三星电子方面的一名高管则以个人意见为前提，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疫情复发、韩日贸易争端持续、经贸形势不稳定的背景下，对于检方作出如此决定，我们十分震惊，并感到非常遗憾。”

　　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李国宪教授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次起诉书上的起诉事由，实质上与2017年2月，李在镕起诉书上的起诉原因基本一致，检方的聚焦点都是涉及到为了顺利完成李在镕的接班工作，只是当时主要的聚焦点在于非法贿赂，而这一次的重点则转移到了会计违规。”

　　2016年，李在镕因在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干政”丑闻中，特别检查组提出李在镕为了在继承三星的过程中，获取便利而向崔顺实控制的财团捐赠，并以贿赂等多项指控提起公诉，在一审被判决有期徒刑，但在随后进行的二审中获缓刑释放。

　　此后，调查李在镕案的韩国最高检察院特别监察组向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上诉，目前正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

　　在此背景下，今年1月，由前任大法官、法律专家及学者组成的“三星合规监督委员会”正式成立，并请求最高检旗下独立机构“调查审议委员会”就李在镕案是否应当被起诉进行审议。

　　李国宪认为，之所以检方一直抓着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的合并，主要源于三星物产在三星控股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非同一般。

　　根据三星电子于2018年底公布的控股结构图显示，三星物产共拥有三星生命保险19.47%的股份，前者对于后者持有大股东的地位；而三星生命保险又持有三星电子8.51%的股份，仅次于韩国国民养老基金（国民年金）持有的11%股份，位列第二大股东；若包括李健熙、李在镕父子的股份，则三星家族持有三星电子的股份达21%。

　　“之所以三星电子要采取如此复杂的形式持股，主要源于韩国财阀采用‘循环出资’的模式，即一家控股一家，并由处于控股链顶端的企业控制其余子公司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降低掌门人家族的控股成本，但也具备控股架构易被资本动摇的特征。”李国宪表示，在三星的控股架构中，三星物产是三星集团控股结构的顶峰，而三星物产的大股东为李健熙，因而检方会怀疑李在镕通过将其控股的第一毛织公司的估值提高，以完成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入股合并。

　　主要研究企业法的韩国律师朴昌玟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道，在涉及到李在镕的一些指控中，最核心、且涉及到的量刑最高的一项指控，便是是否为了顺利完成继承，而采取了非法手段，这与韩国国内对于继承收取高达40~50%的继承税有着密切关联。

　　不过，一位接近于三星电子方面的韩方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自2017年该案爆发以来，一直被检方不断传唤、调查，三星旗下各子公司及部门办公室被搜查超过50余次，涉及调查了三星前任或现任员工近110人，不仅引发三星内部认为“针对特定企业”的不满，而且在韩国司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6日，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召开记者会，表示有关三星的许多外部争议，都源自于继承的事宜，从今以后，自己将所有的精力投资在提高公司的价值方面，承诺不会再因继承人问题引发争议，“我将明确表示，我没有计划将公司经营权交由子女继承。”而在此后进行的“调查审议委员会”上，13名委员中10名委员建议韩国检方，李在镕“不应当被起诉”。

　　上述知情人士提到，即便是涉及到财阀高管的案件，韩国检方都拖延将近两年，且韩国最高检调查审议委员会也曾给出“停止调查”的意见，虽然这项意见不具有强制性，但首尔地检选择无视建议实属罕见。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此前的指控中李在镕锒铛入狱，本次检方的起诉书中并未要求逮捕李在镕，上述人士也认为，由于李在镕未被逮捕，短期来看对于李在镕及三星整体的影响较小，“不过，由于类似诉讼最久可能会拖到五年，甚至更久，而目前三星电子在芯片、动力电池等主要业务方面都面临重要竞争，因而审判的持续，不排除会影响韩国财阀特有决策速度较快的优势。”（第一财经）

　　李国宪认为，在“闺蜜干政”丑闻期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的游行中，关于“清算财阀”、“审判三星”等口号多次出现，侧面体现了韩国民众对于目前财阀体系的不满，因而李在镕就任以后的几年，相比于此前的三星，在社会参与及形象方面的投入更加具体化，且更开始重视企业在社会上的形象，这也是韩国的财阀试图逐步走出以“政商勾结”等负面形象所进行的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