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2019年，“光华思想力”智库平台承接了国家发改委委托课题：《2035年远景目标和2050年展望研究》， 这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40多位教授集体参与的一项研究，研究成果正是作为底层报告服务于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制定。该项研究旨在深化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基本内涵的理解把握，提出具体目标和代表性指标，开展远景描绘和多情景预测，分析需要弥补的弱项和短板，以此倒推，研究“十四五”分阶段目标落实的步骤、重要战略导向和重大政策选择。 

　　针对五中全会精神以及针对十四五规划的相关建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在第一时间做了相关解读。

　　01

　　“不变”与“变”

　　“五年计划”是中国故事和中国发展道路非常特别的一部分，它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重要体现形式，它将顶层设计与底层活力有机组合在一起，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密码之一。而本次举行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头戏，便是讨论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中国的五年计划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每个五年规划，一般在上个规划实施的中期就开始制定，制定过程一般持续两到三年，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的一些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和重大工程项目，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今还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今，我们又到了制定新一个“五年规划”的时间。这是所谓的“不变”——在顶层设计上，给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描绘经济愿景和立下的发展目标以及相应的发展路径，从而激发底层活力。

　　今年是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明年将开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尤其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出现更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本次全会以及对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有着特殊意义。它是在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深刻理解了我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后提出来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回应，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方面，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已然改变。在经历了40余年高速发展后，支撑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诸多因素开始逐步弱化。我国发展模式需要从以往的速度规模型经济增长向质量效益型经济发展进行转变。另一方面，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都对未来五年的发展提出了全新挑战。

　　从中长期看，面临的第一个大挑战是：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怎么去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工业化时代适合全要素生产率（TFP）保持高速增长，但中国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到2035年，服务业的GDP占比将达到65%以上，在服务业领域保持高TFP年增速并不容易。

　　第二个大挑战在于：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形成产业供应链的相对闭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非常高，但同时也大量地依赖上游进口，如何形成供应链闭环是未来一段时期非常大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在于我们的资本、人力、土地等要素流通不畅，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并不匹配。

　　机遇又在哪里？第一，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4亿新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崛起，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第二，中国的大国工业，我们的制造业占到GDP的27%-28%，而美国只有11%，如果在未来，我们争取把制造业的比例保持在20%以上，本身就可以释放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潜能。第三，“再工业化”即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巨大机会，再工业化本身以及为之提供基础的“新基建”，将带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巨大空间；第四，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人口流动。根据光华思想力的测算，我国目前城市化率是60%左右，到了2035年会达到75%甚至80%左右。这意味着未来15年还将有20%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过程中将产生新的庞大的需求。

　　要回应这些挑战与机遇，就意味着“十四五”规划的思路必须改变：不再追求GDP等总量指标的高增长，而更加关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注产业结构的均衡，更强调人民福祉，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更加依靠“需求驱动”“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

　　中国发展模式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是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维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不一样，就决定了破题思路的不一样。这就是十四五规划“变”的部分。

　　通过对2035年的远景目标的设计，倒推我们在“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应该做些什么，“十四五”必须达成什么的目标，才能为未来十几年的目标实现夯实基础。这也是它的特别意义。

　　02

　　“创新”的核心地位

　　全会公报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核心”二字在党中央的文件里，使用是很谨慎的，这说明，对创新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新，是对于我们如何形成供应链闭环这一挑战的回应。在全球化一帆风顺的阶段，我们体会不到这种挑战的巨大。如芯片、飞机发动机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零部件和技术，通过这一次中美贸易争端反映出来，这是我们面临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一点也是未来形成新发展格局里面很重要的环节，也是“十四五”必须要从长远考量的，怎么去形成产业供应链的闭环。

　　我们评估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地位的时候，比较的是上游程度。光华思想力做了一个大概的测算，2018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程度是0.01（数值大者更靠上游）。美国同期是0.29，而主要开放经济体平均是0.04，这意味着我们跟大量的开放经济体相比，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处中、下游，对上游原材料、核心技术及核心零部件的依赖度较高。

　　怎么去解决？公报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大研发，应当是比较重要的一步。近年来，我们其实很重视研发，去年研发总金额达到GDP的2.2%左右，相当于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研发又包含研究和开发两个方面。我们在基础研究的比重仅仅5.5%-6%之间，远远低于美国的18%、法国的25%，也就是大量的资金用在了开发上，我们对基础科学和底层技术的研发投入并不够。我最欠缺的底层技术、核心技术，可能需要长年累月的投入。中国对研发的较大投入积累不过20年，“家底”还不够。那在未来5年，未来15年，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投入，如何投入，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03

　　“国内大循环”与“三农问题”

　　公报在谈“双循环”时，特别强调了“国内大循环”。公报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双循环“其实是描述中国经济所处的一种状态。过去十年，我们出口占GDP的比重从30%以上下降到约17%，2019年进出口只推动了11%的总量经济增长（注：消费同期拉动了57.8%的经济增长），这是和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量相匹配的比重。那么，未来我们可能思考地是如何真正畅通国内大循环。真正要推动国内大循环，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破题：

　　第一，继续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从资本来讲，我们考察金融资源的配置发现，往往是那些投资回报高的、具有市场活力的部分并不容易获得资金，反而是一些投资回报低的部分却获得大量资金，资金并没有得到有效配置。这就是著名的“资本逆向流动之谜”，无法破解这个谜，资金的循环很难畅通起来。

　　第二，从人的要素来讲 ，一方面，我国未来劳动力要素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劳动力数量减少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好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光华思想力课题组预测了一下2035年长期的远景目标的规划：农业占比仅为3%左右，就业人口降到6%左右，这意味着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将会有超过20%的就业人口完成重新配置，需要配置到高端的制造业或者高端的服务业。未来中国会主要形成几大中心城市和都市圈，通过什么样的改革方式将他们吸引到这些地方，与此相配套的 “新型基建”也需要规划和设计相应的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只有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以及产业间更有效的配置，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力的潜力，才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效率改进空间。

　　与农业人口相关的还有土地市场，找准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症结也至关重要。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或者说双循环的格局形成，它不仅仅是概念上的问题，在供给端、消费增长方面，我们需要做出更为具体的实事， 农业、农村、农民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针对“三农”问题，全会也提出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消除城乡二元差距，需要将城市化推进与乡村振兴有效结合起来，将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结合起来，这为未来要素市场改革、新型城市化的推进等提出要求，也指明了方向。

　　04

　　需求驱动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要形成以“需求驱动”的国内大循环，还需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主要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组成。初次分配是整个收入分配制度中最基础的部分。尽管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破1万美元，并且今年GDP突破100万亿元已几无悬念。但从初次分配来讲，个人和家庭所占GDP的比例只有43.3%，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达60%以上。这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收入再分配方面，我们的资本市场等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比较好的财产性收入。比如，根据我们的测算，从1991年到资本市场重新启动到2017年底，在尚未考虑通胀等因素的情况下，A股年化名义的收益率仅约为5.3%。在比如，农村人口很难获得财产性收入，在初次分配存在“剪刀差”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结构痼疾长期得不到消除。我国分配不平等情况仍然严峻。基尼系数是衡量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到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怎么能够通过改善各类分配方式，能够让人们有能力、有意愿消费也应当是“十四五”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此外，公报还透露了其他一些亮点。比如，用了很多笔墨来强调“平安中国”，这在五年规划中也是很特别的。我想这里的“安全”，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各种领土安全等，它还包括了我们的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等全新的内涵。

　　此次公报传递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思想，在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具体的细节和目标披露。总体来讲，要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相信依靠中国的智慧，依靠更加彻底、更加果断的改革开放，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出来，未来能够抓住战略机遇期，有效破解经济难题，从而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网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