炣燃科技1月14日讯（安迪）急诊科医生冯萧夜间出诊询问对方职业时，每当听到类似回答，都替对方倒吸一口凉气。据他回忆，这些外卖骑手急诊经常是因为外伤、骨折，多是交通事故或恶劣天气路滑所致。

2020年12月21日，饿了么骑手韩某之死，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看到这一事件，冯萧比一般网友淡定得多。饿了么声称该骑手与平台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网友批判平台冷血无情；骑手猝死只能拿到3万元的保险赔偿，饿了么继续被批玩弄文字游戏，连骑手缴纳的保险费都要克扣65%，每天收3元，只拿出1.06元购买人身意外险。

事件的最新进展是，饿了么向韩某致哀并向家属提供60万元的抚恤金，此后平台也将猝死保障额提升至60万元；同时将“蜂鸟众包”APP关于保险费用的措辞修改得更加明确：“3元服务费是为您提供管理及相关支持服务的服务费，并不是所有的保险金。”

在这之前，还有一饿了么骑手送餐途中猝死，死后仍接到投诉扣款，家属申工伤还遭拒。事情是这样的，2020年5月6日晚7点31分，武汉饿了么骑手肖刚送餐途中，在黄陂区盘龙城F空港中心城一楼的中国工商银行门口突然晕倒，后经抢救无效身亡。处理完后事，冯媛“心里乱得很”，在为丈夫申请工亡赔偿时，她发现自始至终“没有表态”的饿了么和第三方公司，与丈夫竟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仲裁裁决书写道，本案非传统型劳动用工关系，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平台终端的新型用工模式，“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应被泛化”。

仲裁的不顺让冯媛觉得“往下走困难重重”。2020年11月底，她找了律师，打算走诉讼程序维权，在她看来，“非劳动关系，还有劳务、雇佣关系”。

对于这样的情况，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明表示，蜂鸟众包与骑手在注册时签订的协议有“打擦边球”之嫌，饿了么的行为，可能是通过寻找空壳的第三方公司来规避风险。刘明认为，相关部门需给死者家属一个明确说法，来对双方的关系进行认定，从而避免在打官司时出现扯皮。

1月13日上午记者电话联系与死者存在劳务关联的第三方公司和饿了么，但截至记者发稿前，始终未收到回复。

外卖骑手是典型的平台经济下的非正规就业者，这个群体还包括网约车司机、代驾、快递员等。当一家家平台型公司采用外包、众包模式，快速招揽成千上万人为其工作，甚至简单到在APP上申请即可时，平台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资本市场溢价，但骑手的风险由谁来买单？很多时候，平台和外包公司都不愿意负责，最终将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和骑手自己。

一桩桩发生在骑手群体身上的悲剧告诉我们，探讨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用工模式和平台上的非劳动关系网约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饿了么平台最终提升了猝死保障额，而现实中，骑手想要获得意外险、医疗险的正常理赔，不仅要驾驶合规车辆，还要遵守交通规则。但在外卖系统与数据“围捕”下，想要满足这个前提并不容易。

平台经济这个大系统能做的还有很多，外卖平台系统应该督促骑手更守规矩，比如禁止超速送餐，把与骑手无直接关联的因素考虑进算法里，让骑手有相对多的选择权，不再超速、闯红灯、逆行。

外卖骑手们的雇主是谁，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而面对饿了么骑手之死，平台第一回应是“不存在劳动关系”，把法律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这也是目前以外卖行业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用工诉讼案件的核心争议点。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发现，以外卖行业的两大巨头“饿了么”、“美团”为例，分别搜索关键词“上海扎拉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饿了么总公司）、“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美团），骑手一方多数要求认定劳动关系。

骑手尽管身穿平台工作服，送餐过程受平台严格管控，但这个群体与平台的关系既复杂又简单。

复杂是指，骑手分为专送骑手（专职骑手）和众包骑手（兼职骑手，饿了么是蜂鸟众包，美团是美团众包），这背后是外卖平台规避与骑手劳动关系的方式：通过外包、众包或者代理商等渠道与骑手签订合同，不论签署的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出现问题，都找第三方。饿了么骑手之死事件中的韩某就是众包大军中的一员。

简单来说，结论一致：不管骑手的身份是什么，与外卖平台都没有劳动关系。平台会在协议中“特别提示”：平台提供的是信息撮合服务，与骑手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骑手所得收入是资金奖励，不属于“工资”。

平台终究是规则制定者，如果没有长期的利益，那就给及时的甜头。深燃从多位骑手处了解到，专送骑手薪资偏高，但坑位有限；众包骑手更加自由，平台抽成较低，超时会扣钱，投诉会扣钱，但是差评不扣钱，众包也能接不同平台的单、注册多个平台的骑手，不受限制。

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身处平台经济系统中，被外包、被众包是最终的出路吗？杨光认为本质上是供需双方博弈的过程，蓝领市场对五险一金没有那么在意，核心诉求是短期内收入的增加。

于是，数百万外卖骑手只得被外卖系统与数据“围捕”，疲于奔命，与死神赛跑，只能更快，更快。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说出一句，“我们不需要超速、闯红灯、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