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勘察显示，案发现场位于长沙曲苑路的林语路口至桐梓坡路口的中间位置，东侧为厂区，西侧为物流园。该路段路宽10米，路西侧有路灯，当时隔一亮一，光线昏暗，人车流稀少。

受害人死亡后经法医学检验，衣裤未发现撕扯破解开线痕迹，体表未发现搏斗抵抗伤，衣裤、指甲均未检验出周某春基因型。尸检结果显示，司机周某春并未对乘客车某某有过暴力行为。

但双方的纠纷在发车之前就埋下伏笔。通报显示，车某某拒绝了司机周某春主动提出的付费搬运服务，身高1.5米的车某某先后15次从1楼夹层将衣物、被褥等生活用品以及宠物狗搬至车上。期间，周某春多次催促车某某快点搬东西上车出发，并告知车某某，按照货拉拉平台规定，司机等待时间超过40分钟将额外收取费用，车某某未予理会。最后，车某某掐点在40分钟内将东西搬运完毕。

途中，面对司机周某春询问到达目的地后是否需要卸车搬运服务，车某某再次拒绝。这意味着，司机只能从这趟行程中赚取车费，而无法获取其他收益。通报显示，该次搬家总车费51元，其中车某某支付39元，平台补贴12元。

在行驶过程中，周某春为节省时间并提前通过货拉拉APP抢接下单业务，更改了行车路线。车某某发现车辆偏航后，多次提出并要求停车，周某春未予理睬。发现车某某起身离开座椅并将身体探出车窗外后，周某春未采取语言和行动制止，也没有紧急停车，仅轻点刹车减速并打开车辆双闪灯。此后，23岁的车某某从车窗坠出车外，致头部着地受伤。随后，周某春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在救护车司机的提醒下报警。车某某后经医治无效死亡。

根据刑法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余超告诉《财经》E法，过失犯罪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既不追求，也不放任，而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却轻信能够避免，主观上反对危害结果的发生。

余超分析，从警方通报来看，司机周某春提前抢单，更改了行车路线，过错在先，车某某两次提出车辆偏航，并要求停车，周某春未予理睬。周某春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车某某的心理恐惧。当车某某起身离开座椅并将身体探出车窗外后，周某春并为采取语言和行动制止，也没有紧急停车。

“周某春对车某某可能出现坠车的后果是有所预见的，但或许存在轻信能够通过刹车减速避免，最终导致车某某坠车死亡的后果，警方因此认定其涉嫌过失致人死亡。”余超说。

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澄观治库高级研究员王凌光表示，警方通报基本排除了司机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司机周某春主要涉及过失致人死亡，在刑事责任之外还可能面临民事赔偿。

货拉拉在此次事件中也陷入舆论风暴。那么，作为网络货运平台，货拉拉在此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又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王凌光指出，从已有信息来看，货拉拉在司机的审核、培训，以及软件的功能设置上均有一定过失，对消费者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按照《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应当承担一定责任。但对于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电子商务法》并未明确。据王凌光介绍，在《电子商务法》起草过程中和司法实务中，对这种情况下的平台责任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连带责任，二是补充责任。

所谓连带责任，是指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各个责任人对外都不分份额、也没有先后次序地根据权利人的请求承担责任。补充责任，则是指在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付的民事责任时，由有关的人或单位对不足的部分予以补充的责任。

王凌光以货拉拉案为例分析，在该案件中，连带责任意味着受害者家属既可向司机索赔，也可向货拉拉平台索赔；补充责任则为受害者家属应当首先找司机索赔，在无法获得足额赔偿的情况下，才可向平台提出索赔要求，“目前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存在不同理解，还属于有争议的问题”。

北大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表示，货拉拉是否应该承担责任，需要追溯事发前平台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水平，以及其是否落实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

“比如平台对司机是否有行为规范要求，在行车途中如何处理与乘客的冲突。平台上是否有合理的投诉举报机制，以便乘客对司机的绕路行为有所监管”，薛军接受《财经》E法采访时表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货拉拉作为平台的管控措施并不到位，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薛军认为，平台应当担责，但平台责任亦有边界，平台不应承担无限责任，在合理范围内履行好平台的责任即可。他指出，平台的责任边界与规模、盈利模式、技术能力、相关的行为的风险都有关系，平台应当承担与这些相匹配的平台义务，而在实践中平台的责任边界难以具体量化。

货拉拉相关负责人接受《财经》E法采访时表示，目前逾期完单预警及跟车订单录音功能已完成开发，将于近日上线，其他安全整改工作正在按照计划推进。